上了他的车（微h）
2008年深秋的曼彻斯特，寒风已经凉得刺骨。经济危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，‘华尔街’和‘失业’成为所有商科课堂的高频词，以及所有学生饭后的谈资——似乎不对此发表些什么评论，就显得像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呆子。不过对于大部分象牙塔里的学生来说，这场山呼海啸的经济大衰退的影响也仅止于此了。
一上午的编程课让我头昏脑胀的，冷不防被秋风吹得一哆嗦，赶紧裹紧了大衣。这才刚刚清醒了一点，看到食堂门口长长的队伍，脑仁又疼了起来。
“hey,&esp;chg!”队伍中间，一个人热情地向我打招呼。
我认出那是leevi。
那次愉快的三人行经历之后，巴西室友每隔一两周便会带他回来，不过我在学校里很少与他有交集。
我对一个3p中认识的男人保持着客气，简单打了个招呼之后就向队伍的末尾走去。
“e&esp;here!”他邀请道。
我望了望没有尽头的队伍，果断选择站在他的旁边。
为了向后面的人强调我并不是无礼插队的人，我主动与他攀谈：“antonio没来吗？”
antonio是我的巴西室友，他们两个总是成双成对在我面前出现。现在只有我和leevi两个人，不知怎么的倒有些像在偷情。
“他有小组作业。”leevi说道：“我很少在食堂看见你。”
“因为真的很难吃啊，还要排很久队，我宁愿回家吃泡面。”
排在前面的女生闻言猛地转过头来，朝我们疯狂点头表示赞同。我和leevi都忍俊不禁。
“确实。”leevi说。
我扬起眉毛看了他一眼：“你不是丹麦人吗？丹麦也不是什么以美食出名的国家吧？”
“那也比这儿好吃。我们的肉丸子蛮不错的。”他骄傲得毫无道理。
我不记得在那条长长的队伍中我们后来还聊了些什么，也许什么都没有聊。总之吃完饭后，他十分自然地跟我回到了合租房。
门一关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抱我、吻我，脱我的衣服，说antonio把我看得很紧，可他只想跟我做。
最后这句话简直杀伤力极大。我的腿瞬间就软了，软倒在他的身上。
他把浑身赤裸的我抱到餐桌上，分开我的双腿狠狠地入，餐桌被撞得摇晃，木地板也跟着摇晃。薄得透明的保险套之下，他鲜红的性器尖啸着向着我的子宫全力冲刺，将我撞得魂飞魄散。这不把我弄坏誓不罢休的劲头，让我愿意相信他的话：
他只想和我做。
……
“人到齐了，我们开会吧。”一个很有气场的女声响起。
记忆里肉体横陈的淫靡餐桌迅速与会议室冰冷的玻璃大桌重合，我从往日的片段中收回了神思。
身边西装革履的金发男子探头过来：“靠你了，iss&esp;terpreter。”
我闻言看了他一眼，又迅速别过头去，只低低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他的胡子还是那样短而齐整，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人不适。
研发部的人介绍了一下开发情况，简洁清楚。手机应用的业务我们在国内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的，为了开拓国际市场还专门成立了自己的美工部，放弃外包形式。硬件方面绝对没得说。
营销、公关、人力、业务部也都发了言，中规中矩。
最后是财务部的代表，讲话内容是成本和定价，都是我们之前就讨论好的，没什么水花。
我一个精算师，本来只要算好数交上去就行了，没必要出现在这里。是英国来的顾问先生死皮赖脸非要把我拉过来当翻译。
数字的事情说完，财务部同事和我交换了一个尴尬的眼神，清了清嗓子补充道：“我们英国office请来的项目顾问提到了一个proble，就是在ration&esp;security方面，现在中国产品的风评啊，在国际层面受到了影响，我们可能很难得到英国政府和企业的信任。业务部门这边可能不能依靠传统打法，看能不能另外发发力。”
会议室鸦雀无声。
长桌上空原本悬着一个硕大的空气球——信任度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心知肚明，但没人愿意碰，生怕提出问题就会不得不接下解决问题的任务。而这个问题根本轻易解决不了。
偏偏外来的顾问在我们财务部这边，他要提出来，我们总不能糊弄他。
于是现在我的同事把这个空气球拉了下来，摆在了会议桌的正中心，让大家没办法视而不见。
好在她机智，在接到空气球的同时就把它丢给了业务部。
业务部的代表就是开头发言的气场女子，也是我们的项目主管。她临危不乱，思索片刻就一个巧劲把球又扔了出去：“我们业务部做的是arketg的事情，准入门槛还是要靠公关部跟政府去谈吧。我理解是我们公司每年对公关部投入那么多，对kpi又没有什么要求，这种时候是不是可以往前站一站？”
被人说钱多活少不做事，公关部的男同事不乐意了：“我们做公关，竞品也在做啊，他们的投入可不比我们少，我们要把影响力和他们拉平已经不容易了。国际环境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。我理解是st是不是可以cut掉一些，在价格上面提高竞争力。”
球又抛回来了。财务部同事的脸色不太好看，立马反唇相讥。会议室里你一言我一语的，渐渐吵嚷了起来。
“他们说什么？你怎么不翻译了？”leevi催促我。
我揉了揉太阳穴，还是无法从满屋子的互联网黑话中梳理出头绪。这让我有些焦躁，索性直接说：“they&esp;have&esp;no&esp;idea&esp;and&esp;jt&esp;want&esp;to&esp;pass&esp;the&esp;buck”
会议室瞬间安静了下来。
财务部同事惊恐又倾佩地望着我。
社死了。
我忘记了，虽然leevi不会说中文，但是在场的可全都英语精通。
而我竟然直接说他们在甩锅。相当于把空气球戳炸了。
社死了。
会议最后当然是不欢而散。项目部主管说了一句“会把问题上升给领导层”，算是草草收尾。
“你不是我们高薪请来的顾问吗？不应该给我们解决问题吗？！”在回部门的路上，我怒气冲冲地责问让我出糗的罪魁祸首。
“我是打算提的啊，你们一下就吵起来了，根本也没给我机会。”leevi一脸无奈的样子。
“哦？你有什么办法？”我停下了脚步。
“办法很多，最简单的就是让利。要么让利给英国企业，让愿意无视政府而跟你们合作。要么让利给竞争对手，让他们主动退出，这样你们客户就没得选了。”
这确实是个办法，但哪有那么容易！让利也就是要让其他项目受损失。大家都有kpi，谁愿意把自己的工资让出来给我们做嫁衣？除非让领导层拍板，倒逼其他项目割肉，但这层层迭迭的利益关系，得罪的人可就多了。我也不过是一个打工人而已，怎么想都觉得没必要。
“下次再说吧。”我祭出了脱身大法。
回到部门，天色已经不早了，我简单收拾了东西就下班了。
刚走到公司园区大门口，滴滴上还没有司机接单，